中共公布实施《反跨境腐败法》将中共高层权力斗争推向高潮

一、时机:二十一大之前的布局

郭文贵先生早在二十大后就爆料称:二十大之后,已经没有共产党,只有“习家党”。习近平早年的家族遭遇,父亲被批斗住牛棚，自己被四人帮江青、康生追杀，躲进地窖吃了二十多天的茄子，姐姐上吊自杀；这些经历让他深深认识到中共体制的残忍与恶毒，因此他一直“谦逊”隐忍最后夺取最高权力。过去的经历让他不会相信党内任何派系,所以要把权力牢牢攥在自己手里。因此按照这个逻辑,二十一大连任是习近平必须完成的目标,而最大的阻力来自利益受损的党内元老和既得利益集团。

据文贵先生历史爆料,这些集团有两个特点:

• 受益于过去三十年的经济高速增长
• 在海外有深厚的人脉和大量财富布局

这恰恰是习近平最容易下手的地方。国内的官员可以在党内程序里处理,海外的资产却一直有一道“护身符”。《反跨境腐败法》补上了这个缺口。

二、条款解读:一套环环相扣的工具箱

第二条:管辖范围几乎没有边界

跨境腐败涵盖境内公民和企业向外国公职人员行贿,也涵盖境外人员在境内行贿,还包括“行为或结果与中国境内存在法定联系”的其他腐败活动。这类弹性条款,执行时的解释权在谁手里,不言而喻。

第八条:国家监委牵头

外交、公安、司法行政、财政、商务、审计、金融监管、证券监管和网信等部门协同,等于把国家机器的全部资源汇集到一个“总指挥部”。国家监委并不受独立司法监督,这套机制由谁启动、查谁、不查谁,取决于最高权力者的意志。

第十二至十五条:盯住“裸官”与海外资产

这几条涉及公职人员取得外国国籍或境外永久居留资格、境外资产申报,并把金融、海关、审计、税务等部门的线索纳入协同机制,还明确要求运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收集、固定证据。银行流水、公司股权、出入境记录一旦打通,谁在海外有什么资产,当局就能看得一清二楚。

第十七条:把外国私人主体也拉进来

第一款要求有关组织和个人配合调查取证,第二款规定办理重大案件时,可以按对等原则要求外国企业、组织和个人配合,第四十四条对拒绝配合设定了法律责任。中国法律不再只依靠外国政府的司法协助,而是直接把外国企业和个人当作可以“要求”的对象。

第二十五条:只许自己查,不许别人查

未经中国有关机关同意,境外机构不得在中国境内开展反跨境腐败调查,境内机构和个人也不得向境外提供证据、数据和协助。对权贵集团来说,这一条是双保险:既能封住外部对中国高层腐败的取证渠道,又能把“擅自提供证据”本身变成罪名。

第二十八条:全球悬赏举报

任何组织和个人都可以举报,有效举报还有奖励。举报人不限国籍,也不限所在地。郭文贵先生的支持者对此尤其警惕:这等于给海外异见人士身边的人开了一扇门,随便一个“腐败”的罪名,就可能成为国内公安跨境抓人的由头。

第六条:反制外国执法

外国以反腐败为借口或不当域外适用法律,中国可依据《反外国制裁法》等采取反制、阻断措施。你查我的企业,我就查你的企业。这给习近平在国际经贸斗争中又添了一件法律武器。

三、打击对象:上海帮、江泽民、王岐山、朱镕基、曾庆红各系

按照文贵先生过去的爆料可以判断,这部法律首先是对内的。上海帮江泽民家族、王岐山、朱镕基、曾庆红等派系,在改革开放几十年中积累了深厚的国际关系网络和海外财富。

因此,新法的政治效果就非常清晰:

1. 悬在头上的剑。 谁在二十一大前后表示异议,就可以用“境外腐败”的名义查处谁,冻结、追缴谁家的海外资产。
2. 不战而屈人之兵。 很多时候,真正起作用的不是执行,而是威慑。有了这部法律,元老们不必被逐一“拿下”,只要意识到自己的海外资产随时可能成为筹码,就会收敛。
3. 分配政治利益。 哪些人查、哪些人放,本身就成为交换政治忠诚的筹码,为二十一大的人事和利益分配提供支点。

四、把经济矛盾转嫁给“过去的执政者”

新法出台的另一重背景是财政压力。今年前三季度地方财政缺口已达12万亿,广义地方债余额超过120万亿,中央财政也无力承担巨额转移支付。国内已经在要求富人补税、以“打黑除恶”之名追缴财产。

如果说此前的追缴是“内河捕捞”,《反跨境腐败法》就是“远洋捕捞”:把富豪、官员及其白手套转移到海外的资产追回来。

在这里,习近平可以把经济困局的责任,顺势推给了过去的执政集团:

• 经济危机是他们留下的“烂账”;
• 他们在海外藏匿的财富,就是填补窟窿的来源;
• 对内,这是“反腐”;对外,这是“追赃”。

一举三得:既能解财政燃眉之急,又能削弱对手,还能向民众交代。

五、不止于权贵:海外异见者与外国企业同样在射程之内

同时也需要提醒:这部法律的适用对象不会停留在高官身上。

• 海外异见人士。 第二条把“境内公民”列为适用主体,流亡海外的维权人士和民运人士,都可能被冠以“腐败”之名。加上第二十八条的悬赏举报,身边人一份举报材料,就可能成为跨境抓捕的依据。
• 外国企业和人员。 第十七条、第六条加在一起,使外国企业和驻华人员可能成为谈判桌上的“人质”。孟晚舟事件之后,中国曾拘押加拿大公民康明凯和斯帕弗。有了这部法律,今后又多了一个“反腐”的拘押理由。
• 证据和信息的封锁。 第二十五条意味着,境内个人和机构向外国提供证据,会被视为违法。这有利于中共掩盖问题,并惩处“擅自”配合外国调查的人。

至于执行能力,必须承认:这部法律在国内法层面可以“要求”,在国外并不能直接搜查、冻结或抓人。但是中共这几十年通过蓝金黄的手段与各国也达成了很多合作,中国已与63个国家签署引渡条约,其中约44项生效,东南亚及法国、意大利、比利时等国也在其列;美国、英国、日本、加拿大、德国、印度和北欧各国则没有签署。同时,“海外警务站”已经在纽约、多伦多、伦敦等地出现。这意味着,法律上的鸿沟,正在被非正式的渗透和施压一点点填平。

结语:一部法律,三重意图

把这部法律放在二十一大前的政治背景下看,它至少有三重作用:

1. 对内: 压制反对派,威慑既得利益集团,为连任扫清障碍。
2. 对财: 追索海外财富,缓解财政危机,把经济矛盾转向过去的执政者。
3. 对外: 建立反制和阻断机制,把“反腐败”变成国际博弈和长臂管辖的新抓手。

对广大海外华人和西方社会来说,《反跨境腐败法》不应当只被看作一部“反腐法”,而应当被看作中共法律与权力全球化扩张的一个信号,值得高度警觉。